一、常德的浪漫

叙述黄永玉的文学行当，如果要勾勒他与不同文学家的交往，首先要写的当然是沈从文。不仅仅因为沈从文是他的表叔，还在于沈从文为他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一九四六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

一九二二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士，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他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自从认识了这位杨小姐后，一去那里两人必然坐在大风琴边，一面弹琴一面谈情，我照例站在后门前去欣赏市景，并观观风。到蒋老太太(即作家丁玲的母亲——— 李辉注)来学校时，经我一作暗号，里面琴声必忽然弹奏起来，老太太却照样笑笑地说：“你们弹琴弹得真热心！”表示对于客人的礼貌，客人却不免红脸。因为“弹琴”和“谈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语意指什么即不大分明。(《一个传奇的本事》)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当读到这篇《一个传奇的本事》时，我们方知他还是表兄的情书代写者。谁想到，在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闯荡社会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

沈从文回忆说，表哥对他所代写的情书颇为赞赏：

两人回到客栈时，表哥便一连丢了十来个揖，要我代笔写信，他却从从容容躺在床上哼曲子。信写好念给他听后，必把两个大拇指翘起大摇着，表示感谢和赞佩。

“老弟，真好，可以上报！”(《一个传奇的本事》)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一九二三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书仍留在常德。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一年后，即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初九)，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二、在漂泊中“翻阅大书”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我听到他提得最多、语气颇为恭敬的，总是少不了沈从文。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一九八二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一九七九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太阳下的风景》)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地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漂泊。

难以想象，没有年青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

漂泊让他把这个世界看个透，把世态炎凉看个透。漂泊也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方式、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在错综复杂的人际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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