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风雪（国画） 73.4×117厘米 1955年 黄胄 中国美术馆藏
黄胄（1925—1997），原名梁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著名中国画画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西北师范学院讲师，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等。师从韩乐然、赵望云，曾多次深入甘肃、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大量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绘画，尤精速写。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针对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表现新时代课题，中国画画家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黄胄将速写的观察与表现方法引入创作之中，使传统中国画贴近现实、贴近人民心灵的同时，也实现了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他对边疆风情的歌颂，对祖国建设新貌的目睹，对翻天覆地变化的感受，都以一种豪放自由的笔墨绘写了出来，既多姿多彩，又扣人心弦。
黄胄1955年创作的《洪荒风雪》，原题为《柴达木风雪》，构思来自于他在青藏高原的一次切身经历。1954年12月，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黄胄跟随慰问团到拉萨去体验生活，同时参加通车典礼。在返途中，他和车队行进在大雪弥漫、狂风肆虐的荒原上，四面不见人。正在这时，悠扬轻微的驼铃声突然传来，向远张望，原来是一行骑着十几峰骆驼的地质勘探队。就在这一瞬间，这些新中国建设者们不畏艰辛的赤诚情怀，令黄胄心潮澎湃，决心画下来。但这幅画在创作时是极为不易的，一是当时黄胄画了半年多的速写稿，返途中不幸被大风卷走丢失了；二是黄胄此前很少画骆驼。为准确表现骆驼的结构特征，回京后他还专门去动物园写生。尽管在气魄上两者相差甚远，但对于他把握骆驼的骨骼、结构还是有一定帮助。
就画面特征来看，这幅作品有几处巧妙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洒矾铺底。黄胄摒弃了传统中国画的留白手法，以满纸洒矾铺底表现漫天风雪的场面。黄胄自己曾谦虚地讲到，这种场景他也是第一次画，但是那环境、那气氛还是多少表现出来了。其二，仰视视角。这一视角的选取是作者经过反复推敲而定的。先前他曾想取侧面形象，但在气势上却总感觉表现不到位。为了能让豪迈之气跃然纸上，黄胄故意将视线压得很低，并最终选择骆驼迎面而来的情景，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其三，“S”型构图。驼队由远及近，由模糊到清晰，与右下角的黑狗连成“S”形，这给寒冷刺骨的风雪场景增添了生动欢快的色彩。骑在骆驼背上的勘探队员，弹着冬不拉、握着测量杆引吭高歌，豪迈乐观的精神与艰苦的自然环境反差明显。
黄胄曾提及，创作这幅作品的强烈愿望是基于当时的深切感受。因为在路过柴达木之时，那里荒无人烟，却有着极为丰富的地下宝藏有待开采。黄胄深感祖国的辽阔广大，也有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生命禁区的严峻。所以当在风雪弥漫的天气里见到勘探队的出现时，他兴奋至极，因为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毫不畏惧环境的艰苦与天气的恶劣。为了开辟未来，他们顽强地与大自然进行搏斗。正是有了这烙印般的深刻印象，黄胄笔下的勘探队员才会被表现得真实自然却又如此不平凡。
黄胄走了一条与学院画家们迥然有别的艺术道路。战争的动乱和生活的苦难使他没有机会进入正规院校学习，而是在20世纪40年代师从韩乐然、赵望云学画。1948年黄胄跟随赵望云到新疆、甘肃等地写生，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生活源泉。
深入生活和速写是黄胄艺术道路起步的两大基石，速写贯穿了黄胄的一生，甚至成为了他学习和认识社会的途径。其速写具有很强的创作性，在他看来，一幅好的画作往往就是由一张好的速写发展而来。而在黄胄的人物画中，引入速写的表现方法也让其用笔挥洒自如、豪放酣畅，打破陈规。对于传统，他有继承，也能做到“必攻不守”。因此，其创作才能不落古人窠臼，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同此幅《洪荒风雪》一样，是新中国新时代的变化为其缔造了素材，而黄胄也以丰富的艺术技巧、由内而发的感染力绘写了这一崭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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