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恩师的缘起

戴泽与徐悲鸿于中央大学结缘。那时徐悲鸿刚从新加坡回来，一年级学生会请他到柏溪分校做讲座。在一间阶梯大教室中，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徐悲鸿以《黄桷树与四川人》为题发表了演讲，阐述了他怎样以写实主义风格来描绘黄桷树和四川人的特点，并教导学生在创作绘画作品时要养成对于生活细心观察的习惯，从自己的身边取材。

戴泽后来谈到：“这就是我写实艺术观的启蒙。演讲受到了同学和老师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徐先生到我们的教室，逐一的对每个人的习作进行了点评，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到戴泽大四时，他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在油画人体课中学习色彩的调配与光线的运用。系统的素描教学和严谨的写实画风，使他受益终生。韦启美曾在名为《一个尊重自然的画家》的文章中写道：“戴泽之所以遵循这种画风，似乎只是由于他那质朴的画家天性。他保存的一张四年级时画的男人体素描，显示出他基本功的画貌和功力，准确、简练、尊重的感觉。”

那么戴泽是怎样承袭徐悲鸿写实主义的艺术理念呢？不妨从两位艺术家的历史故事题材代表作，《田横五百士》与《义和团廊坊大捷》说起。

徐悲鸿 《徯我后》 1933年

油画《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之作。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描绘齐王田横应刘邦之召，与五百壮士话别的场景。徐悲鸿以西方写实油画的方式来描绘中国历史题材故事，融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于徐悲鸿学贯中西的思想，可见于他所著的《美的解剖》一文中，他写道“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等，画材不专上山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之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1]

徐悲鸿的另一位弟子冯法祀将他的写实主义划分为了两层含义，一是重视师造化,二是寄托画家精神。 徐悲鸿认为“作物必须凭写实,乃能惟肖。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写实,而笔下未尝违背真实现象,易以浑和生动逸雅之神致。”[2]冯法祀将之解读为，“肖”指师造化,“妙” 则指寄托了情感的“肖”的形象。徐悲鸿以“外师造化”来“中得心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

《大泽乡起义》1971年布面油画

戴泽不断贯彻徐悲鸿先生的写实主义创作观念，完成了大量油画创作，如《义和团》、《正义的声音》《太平军打败洋枪队》、《张献忠》、《大泽乡起义》等，他用手中的画笔深刻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和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我的老师徐悲鸿总在教学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学习古人、不要盲目崇拜与效仿,艺术创作要更加注重现实主义,写实地表达当时人民的状态与生活。”[3]戴泽始终牢记恩师的教诲，不断在艺术创作中践行发展徐悲鸿的艺术理念。

之后戴泽一直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热情，其中油画作品《义和团廊坊大捷》可以称之为他的代表作。这件作品与其老师徐悲鸿的名作《田横五百士》一样都是巨幅画作，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将西方油画艺术中的人文内涵，和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价值取向相结合，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精神。

这一题材也是戴泽创作时间最长的，他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共画了三幅。一小幅以此为题的油画作品送给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另外两幅作品被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中最大的一幅是1971年在历史博物馆现场创作完成的。戴泽对艺术的理解全面透彻，在传承徐悲鸿先生艺术衣钵的基础上，直接参与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之中，以他们的视角来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不断探索并完善着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

徐悲鸿 《田横五百士》

社会现实的映射

在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中，着重表现田横等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据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所言，创作此画的时代背景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廖静文认为：“徐悲鸿以这一历史故事为主题，对当时那些趋附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人给予了无情的贬斥。”[4]艾中信也很认同这一观点，评价“油画《田横五百士》这幅画的‘高节’是针对当时有些人对国民党趋炎附势，从正面加以贬斥。”[5]

其中包括 徐悲鸿 李苦禅 戴泽

徐悲鸿之后的代表油画作品《徯我后》、中国画作品《九方皋》与《愚公移山》等，也无一不都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于时代精神的体现。徐悲鸿在作品中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关心和责任感，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与信念。

戴泽 《北京农村》  1955 纸本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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