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展览现场,参与对视的部分观众照片,图片来源：MoMA

最近关于时间性(temporality)，局限性(limitations)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讨论十分活跃。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们常选择三种时间量度来表现其作品的时间性，这周我想就这三种量度来好好谈谈。

首先，通常被称为“持续性艺术”(durational art)或“耐力艺术”(endurance art)的创作策略尤其常见于行为艺术之中，尽管这也与早期录象艺术家用来打破电视循环播放所带来的持续刺激的“沉闷美学”密切相关。这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擅长的领域，她邀请你参与一场长达750小时的凝视比赛(《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刷洗骨架3次(《清理镜子I，II，III》Cleaning the Mirror I,II,III)或者静坐12天的挑战。 (相比之下，张培力只会在他的录像带播放时才会让你看到他砸碎一面镜子或冲洗一只鸡，这标志着作品更加关注持续性而不是耐力。)这里使用了术语“耐力”是因为艺术家不仅常常需要忍受长时间的表演，还得在生理上忍受其他形式的各种不适。 1996年，宋冬勇俯身趴在天安门广场的冰冷地面上长达40分钟，用呼吸所呼出的水汽在地面上结成了薄冰;张洹裸体坐在公厕中，直到苍蝇爬满身体;弗兰克·B(Franko B)则运用了一些特定的东欧传统，涉及仪式暴力和对身体的残害：在《我想你》(I miss you)的作品表演中，他带着伤口在T台上来回踱步，在表演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留下了渐深的血迹;谢德庆的作品系列《一年行为表演》之《笼子》、《打卡》、《户外》和《绳子》可以说进一步挑战了相关概念的边界。

其次是“终生作品”(lifework)，谢德庆在他的最后作品《十三年计划》中转向了这个方向。在他1986年至1999年的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中，并没有公开展出过，随后则再未进行艺术创作了。在某种程度上，他退出艺术舞台这一行为构成了这件作品的核心生命力，使他的行为表演实验带来了一个无法被改变的结局——一个期限的限制。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在储物柜里呆了5天，在床上呆了22天，这些是持续性作品;当他在自己的手臂上开了一枪时，这则变成了一种“终生作品”。有些终生作品更加微妙，但也没那么有突破性：查尔斯·拉贝尔(Charles LaBelle)速写了他进入的每座建筑，对地址、时间和空间进行正式记录，拍摄照片，然后为他的档案制作图纸。他不求曝光——他退出了艺术界，但从未停止创作——因此，他更喜欢被称为查尔斯·拉贝尔遗产(The Estate of Charles LaBelle)。 巴斯·简·阿德尔(Bas Jan Ader)跨洋航行，在创作著名作品《寻找奇迹(在洛杉矶的一夜)》【In Search of the Miraculous(One Night in Los Angeles)】的最终章时永远失踪在海中——他在这个摄影作品系列中用相机闪光灯扫过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像奥赫兰(Orlan)和斯迪拉克(Stelarc)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将身体改造变成了生命作品，在近几十年中，个体的手术干预已经定义了新的生命形态。

弗兰克·B，《我想你》表演现场，泰特现代美术馆，2003年3月30日，摄影：Manuel Vason

最后，还有“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艺术，亦即可以地质学时间单位衡量其生命长度的艺术。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认为这正是当代艺术努力追求的目标：“雕塑艺术的真谛是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铭刻于不朽的时光里。”去年秋天，策展小组Latitude邀请十数位艺术家和策展人前往加拿大的一处郊野地区，班夫(Banff，这里的一切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运行)。他们在那里一同对艺术史的“生物物理学进程”(biophysical processes)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内容从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画中所呈现的地质变迁，到人类世【他们称之为“化石资本主义”时代(fossil capitalism)】对策展实践造成的压力，无所不包。201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了一场名为“想象深层时间”(Imagining Deep Time)的展览。这场展览将艺术定义为一种工具——它帮助人类理解自身在地球上的存在(或缺席)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何种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大多科学家仅将艺术视为一种工具，正如艺术家通常仅将科学视为一种工具一样，这个展览并没有展出什么有趣的艺术品。在德州，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他是首位财产累积达100亿美元的人，我们不妨将他的巨款称为“地质财富”)赞助了“万年钟”(Clock of the Long Now)的制造——这部内嵌精密仪器的雕塑是一座秒针一年才移动一次的时钟，它将会在未来的一万年中为人类看守时间。“万年钟”这个名字是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发明的;他认为消费全球化使我们具有了“宏观的在场”(big here)，但同时，他也担心着人们注意力时长的下降正将我们困于“短视的当下”(shor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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