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电 题：摄蝶二十载：从摄影爱好者到生态记录者

　　作者 周燕玲 黄蕾瑾

　　“疯子”，坐在一张黑色椅子上的陈正军，这样形容自己二十载行摄贵州的蝴蝶之旅。

　　“我朋友和家人都说我是疯子，为了拍到清晰的蝴蝶我确实是一个疯子”。陈正军笑着说到。

　　在陈正军身后的办公桌上，放在一本他一周前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新书《贵州蝴蝶》。翻开那本557页的《贵州蝴蝶》，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蝴蝶成虫彩色图片，图片说明遵循科普书籍写作惯例，在蝴蝶名称中文旁标注拉丁文名称，蝴蝶的形态特征，拍摄地点均在贵州境内。

　　“上千余幅野外生态蝴蝶完整记录了贵州493种蝶类。”陈正军有些自豪地说，《贵州蝴蝶》是贵州出版的首部蝴蝶类专著，将贵州早前的蝴蝶由408种，增扩至683种。

　　一位政治老师为何会选择拍摄蝴蝶且坚持二十载？面对记者的疑惑，陈正军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蝴蝶是美好事物的象征，贵州少数民族的服饰和建筑都有蝴蝶图案和相关蝴蝶传说。”陈正军说，20年前在贵州各地拍摄民俗时，对蝴蝶产生了好奇，并陆续通过拍摄、收集蝴蝶种类的影像，慢慢地对其情有独钟，把工作之外的剩余时间都献给了蝴蝶。

　　一个独角架、三个相机机身，四到五个镜头，这是陈正军的摄蝶常规装备，背着20余斤背包的他，像个特战队员，在贵州深山里负重越野。“蝴蝶对天气很挑剔，太阳太大它们在林荫藏着。雨过天晴是蝴蝶的最爱，却不能保证能遇到它们。”陈正军说。

　　“为了能拍到一张好画面，有时要在荆棘密布的丛林中苦等两天。”陈正军坦言，为拍摄到蝴蝶，最长的一次隐蔽拍摄，曾趴在地上等了5个多小时。

　　抓拍中国最大的蝴蝶——帝王蝶，陈正军仍记忆深刻。“等我放下相机，才反应过来自己徒手翻越了2米多高的墙，两只手臂全是血痕。”陈正军说，当时一心只想拍到帝王蝶，无暇顾及障碍物，即便扑了个空。

　　拍摄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陈正军曾因病住院，有过放弃的念头，但对蝴蝶的偏爱最终使他打消了放弃的念头。

　　20年的摄蝶之旅，需要沉淀。2010年，陈正军开始整理多年来拍摄蝴蝶的图片，并准备出书。为了让图书更严谨，他虚心讨教各方专家学者，广泛收集资料、反复对比图谱，硬是把几百种蝴蝶的种名一一确定下来。

　　这些年的拍摄，陈正军根据蝴蝶的种类和习性还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拍摄技巧。除了拍摄，他还同步开展蝶类生长的环境调查和记录，从蝴蝶摄影爱好者变成了贵州蝴蝶生态记录者。

　　翻阅陈正军拍摄的蝴蝶图片，蝴蝶身后多是绿色的植物、清澈的溪水，这些背景正是贵州良好生态的印证。在陈正军看来，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蝴蝶都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陈正军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蝴蝶对环境的反应速度超过鸟类和其它昆虫，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高灵敏性环境变化指示生物，也是陆地生态系统指示生物的最佳代表。

　　此前已有欧洲、北美的相关国家采用蝴蝶监测的方式进行生物多样性观测。在2016年6月，国家环保部首次启动全国蝴蝶监测，用以应对气候变化预警。

　　二十载寻蝶拍蝶，知命之年的陈正军一直在路上，未来他还想将镜头从蝶类延伸到蛾类。陈正军说，人世间一切都很短暂，而记录短暂而美好的东西很有意义，“希望能通过我的镜头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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