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元旦，张仃、李可染一同给齐白石拜年。当时的张仃先生是漫画家、艺术设计师；李可染先生则是国画界名声遐迩的人物，齐白石的大弟子。两个身份、背景、经历、年龄相去甚远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挚友，且于三年后的1954年联手开展了一次改变中国山水画命运的艺术实验，让1954年成为中国山水画命运的转折点。这背后有何因缘？最新的一期《书屋》杂志发表李兆忠先生的文章，追溯了事情原委。

  文章从当时中国画衰败的状况说起。原来，主流的文人画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到清代已呈强弩之末，所谓“文章到桐城，绘画到四王”，就是一种概括。具体到中国画，深厚的审美积淀，高度成熟的技艺，自成体系的语言，使得任何一点变革都举步维艰。唯其如此，在风雷激荡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大潮中，它沦为历史的“弃儿”。纵观中国现代绘画史，漫画、木刻由于短小精悍、成本低廉、传播迅速而成为启蒙救亡的利器，艺术成就最可观；油画阳春白雪，虽然远离大众，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审美象征，在艺术院校占据正统的位置。唯有国画，因脱离大众、脱离社会而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成为遗老遗少的案头点缀。在这种情形下，国画家一下子沦为社会的“多余人”，生计无着。

  “对于中国画的前途，当时流行两种观点，一种是保守主义，一种是虚无主义。前者固守传统，拒绝变革，认为中国画已经高度成熟完美，无法也勿须改动；后者延续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认为中国画是封建时代产物，只适合表达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无法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生活，方法也不科学，如不用西画来改造，只有死路一条。”作者写道，如此的历史困境，必然呼唤新的艺术巨人出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充当社会主义时代绘画艺术的“定海神针”。这就意味着，这位艺术巨人除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功力，坚实的近代西洋绘画造型能力，他还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意识、普罗大众的审美感觉。

  那么，这个承载着历史和艺术使命的人会是谁呢？历史证明，李可染先生是当时的不二人选。同样抱着中国画必须鼎新这一想法的张仃，在日后的岁月里成为李可染的知音，为他的艺术探索保驾护航，不遗余力。

  张仃、李可染是怎样进行中国画革新艺术实验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对景写生。作者介绍说，中国绘画史上，对景写生是破天荒的事情，受制于毛笔、宣纸水墨的工具材料性能，中国画更适合即兴挥洒、写意，而不适于如实刻画。古代画家的师造化、写生，也就是目识心记、简单勾勒，充其量只是“打草稿”，断无现场挥毫作画的事情。两人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从而完成了中国画命运的一次转折。